2000那一年，我去了蘇花公路的清水斷崖。記得是一個天氣晴朗的夏天早晨，凌晨六點，我坐上開往東部的普快列車，就是那種快絕版了的藍色車廂，沒有冷氣只有吵雜的風扇的那一種。身邊一個大背包，一部厚重的CANON EOS50相機(那是個數位相機還沒開始流行的年代)，我一個人。走過晨光燦爛的平溪，尋幽訪勝地發現了在菁桐車站旁邊山上空無一人的廢棄礦場；坐在火車上聽旁邊那群搭火車通勤的老先生、老婆婆們與站務員家常閒聊的寒暄；瑞芳往宜蘭的普快上，用扁擔挑著兩個竹籠漁獲的魚販和手上提著大包小包乾糧的婦人在討價還價；中午12點坐在北關的海邊，看著龜山島吃著石花凍；攀爬在清水斷崖旁的古道，空無一人的碎石路上的那一隻黑寡婦；伸手不見五指的山洞裡，只有腳步聲陪著我的恐懼；莒光號車尾的欄杆旁，吃著正牌的池上鐵路便當；一進山洞，洞口的亮光逐漸遠去，留下車內燈光亮度可及的三公尺鐵道，從我眼前不斷地奔進黑暗裡...看完西子灣朦朧但異常膨脹的夕陽光景，搭上客運，深夜2點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台北的窩，倒頭就睡...
2001，任性地想要逃離在劇場公演時累積的壓抑情緒，我飛到了心之所嚮的遠方—San Francisco—那個童年曾匆匆一撇卻留下現在對那趟旅程唯一的印象，自由的彼方，色彩斑斕的城市。終於，我得嘗所願，一個沒有人認識，一個不會有手機突然響起的地方，甚至連語言都要重新學習。宛若新生的我，剝開那層穿了好久的人皮外衣，我小心翼翼地把心底那一點點皺巴巴的我拿出來，晒晒陽光，學習用真實的我接觸人群。走在Golden Gate Park，一個說是公園其實是森林的綠意盎然裡，我說，這才是活著。那個時候，我笑了。
兩個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意識到的時候我已經坐在東京的機場裡看著夕陽等著轉機回台灣了，但是我得到了繼續在烏煙瘴氣的現實生活下去的能量。
那樣的夏天，那樣的放縱，該是不會再回來的了。但是每到夏天，蠢蠢欲動的心情還是免不了地要提醒我，抬頭看看天空吧，想想飛離的滋味，想想感覺自己真真實實活著的喜悅。
我在2004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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